中国小说史

恒耀诗歌 2019年10月25日 17:15:52 阅读:12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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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统文人的鄙视。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秦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神话传说是古老的人民口头创作,是人类文学的童年.上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抗争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经常受着自然的严重威胁,对于常见的自然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现实生活的矛盾,引起人们幼稚的,主观幻化的想像.初民按照自己的想像,按照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和期望,创造了神话;也按照自己的生活,自己所熟悉的形象,创造了人格化的神.

  例如“精卫填海”《山海经 北次三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曰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则神话可能产生于沿海居住的部落,由于大海经常吞没人的生命,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征服大海的幻想.神话中的女性,因游于东海被淹死,她的灵魂变成了精卫鸟,她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地衔着一块块石头,一根根树枝,去填塞波涛汹涌的东海.她的填海,不只是为自己雪恨报仇,也是为后人除害造福.以精卫之小,去填无边无际的东海,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她的身上,体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的决心.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小说的最初渊源,其中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其题材也多为后世小说所汲取.

  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其特点是透过假扥的故事,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 在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谋臣策士,游说诸侯.他们为了加

  强自己论说的说服力,常常虚构一些寓言故事.先秦寓言对小说文体的形成及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是直接的,深刻的.它敢于干预生活,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它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小说所继承和借鉴,后世的讽刺小说和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无不受到寓言的积极影响.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为小说家所汲取.这些寓言,不仅为小说家形诸笔墨,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同时也启迪了小说家的思路与智慧.

  先秦两汉散文从多方面给小说文体的形成提供了艺术经验.其中,影响最大者为写人,叙述故事和政治,军事方面的抗争. 写人,是小说的中心,没有人的活动,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故事情节;没有人和故事情节,就没有小说,或者不能叫做小说.先秦散文中,有许多篇章的人物描写,个性神态,鲜明生动,给后世小说家塑造正反典型形象以有益的启示.

  故事情节是人物活动和人与人关系的记录,或者说是人物的历史.对小说家来讲,必须善于编写故事,不会编故事的作家,也就写不好小说.在这一方面,先秦散文,尤其是历史散文,给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在描写政治抗争,军事抗争方面,先秦散文为后来描写战争的小说累积了艺术经验,尤其是《左传》,把政治抗争与军事抗争结合起来叙写故事,堪称典范.

  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文学,它改变了以往编年体或国别体记叙史事的传统,以人物为中心,透过人物的历史性的活动来说明历史.由于司马迁善于选择典型情节来反映历史事件的本质,语言生动,精炼,善于描摹人物的性格特点,使《史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史记》又开创我国传记文学.《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就对小说的影响而论,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外,还在于曲折细致地描写妙趣横生的故事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身分,性格.故事生动,人物逼肖,富于戏剧性和小说意味,不仅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为小说文体的形成提供了编写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加之杂史,杂传不像正史那么严谨,大量采录奇闻轶事,杂以虚构,使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成为我国史传走向小说的一种过度形式.

  先秦两汉散文,尤其是史传文,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描写战争,都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艺术条件,对后来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从它孕育时期开始,就与历史,灵怪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方面是因先秦两汉文史不分,叙事文学还没有从历史事件中分离出来;即使以后文史逐渐分离,人们亦常常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小说.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宗教迷信的日益盛行,作者们部分亦认为神怪确实存在,因此往往把神怪故事写入历史著作中.在这种文化氛围,认识基础和创作意图的影响与支配下,童年时期的小说,分志怪志人两大类型交互发展.

  在先秦时代,志人与志怪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汉代以后才大体分开,这是小说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文学渊源而论,志怪一类沿着神话传说和史传中志怪部分的轨迹发展而来,内容多谈鬼神怪异;而志人一类,则是借鉴寓言和史传中记载人物言行片段的手法,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要内容,脱胎于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

  3.多保存于宋李昉所辑《太平广记》中. 唐传奇:唐代出现的具有成熟型态的文言短篇小说.宋以后,人们根据这类小说多传写奇闻异事的特点,泛称唐人小说为“传奇”.自此,小说作者摆脱史家“实录”传统,有意识进行艺术虚构,小说才成为作家的自觉创造.唐传奇改变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叙述方法,开始进行具体细致的人物,情节和生活场景的描写,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真正成熟.

  2.种类:传奇:多仿唐人小说,为文言短篇小说.话本宋人小说以“话本”最出色,为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品为《京本通俗小说》(保存我国最早之白话小说).

  话本:说话艺人讲演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的意思.话本最初掌握在说话艺人之手,作为自己揣摩备忘或师徒,子孙传习之用,而后随着“说话”艺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宋代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

  (1)冯梦龙:《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合称“三言”,辑宋元明小创作而成,均为白线)凌蒙初: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凌蒙初独创且均为白线)抱瓮老人: 《今古奇观》,从“三言”,“二拍”共两百篇中选出四十篇佳作,至今流行.

  2.章回小说:以神怪之作为多,如:许仲琳《封神演义》,吴承恩《西游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1,以章回小说为主流.,如曹雪芹《红楼梦》,吴敬梓《儒林外史》,李汝珍《镜花缘》石玉昆《三侠五义》……

  (1)承儒林外史讽刺路线而起谴责小说,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孽海花》,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老残游记》.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

  “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宋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体中,亦间有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伙。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

  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线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线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线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 《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 《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书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

  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a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是小说史研究专著,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周强、袁行霈等修改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本书是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小说史,对“五四”之前中国小说由起源到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全书共5编18章,包括“先秦至隋唐的小说”、“宋元至明清的小说”、“明中叶至明末的小说”、“清初至清中叶的小说”、“近代小说”等几大部分。

  代小说史。作者基于社会发展史的脉络,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上起春秋战国,中间分为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阶段,进而对各阶段的小说体式、特征、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介绍。之后.作者还用相当篇幅介绍了民国小说历史,下限直到作者执笔写作之时,从而使此书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小说通史。

  这部小说史的写作,得到了出版家王云五的鼓励,同时也得到了古代小说研究专家赵景深先生的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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